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中心。处在文化中心的茫茫“人海”中，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主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说到儒家文化，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孔子。然而，孔子的思想并非是他的独创，而是师承了500年前周公的思想成果。中华民族从野蛮向文明过渡过程中，视野不断扩大，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经过夏、商两代王朝一千余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时代。历史赋于西周初年那一代精英以文化开创者的神圣使命——殷周之际注定会发生什么。“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王国维语）。正是以周公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为中国打造了坚不可摧的文化框架，并且逐渐形成了影响中国3000年历史进程的文化基因。
周公是谁？
周公，姓姬，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因周地（今陕西岐山北）为其封地，故称周公，是西周初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殷周交替之际，周公辅助周武王伐纣灭商。建周不久，武王即逝，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他立殷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令其弟管叔、蔡叔监国。管叔、蔡叔等人不服，造谣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蔡叔等勾结武庚及东方夷族叛周，周公奉成王命出师东征，“降辟三叔”，伐诛武庚，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作《大诰》，收殷遗民。摄政期间，周公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广封诸侯，制礼作乐，完善了各种典章制度。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
周公究竟做了些什么？
周公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传统文化？
让我们“回到”西周初年的中国。
周公与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的构建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大陆国家，如何有效地对控制和管理在古人看来几乎是无边无际的辽阔土地和人民，是中国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中华民族因而出现大迁徙大融合的局面。
西周初年，正是通过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并且将两种制度有效地融合起来，逐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国家制度。
周公摄政期间广封诸侯，先后封了宋、卫、鲁、齐、燕等71个诸侯国，以藩屏周。分封制是周王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使王室能有效地对整个领土进行控制。分封制使统一的社会制度在诸侯国中得以普遍实行，周王室用权力与义务的规定，使周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诸侯之君，改变了夏商时代国王为诸侯之长的状况。诸侯的君位世袭，在其国内拥有统治权，但对天子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等义务。分封制促进了诸侯国社会历史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受分封的偏远诸侯国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一些大诸侯国不断向周围的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用兵，进而兼并其土地，进行了文化渗透。
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朝的事情。宗法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
在周朝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体现为部落与部落联盟文化，部落与部落联盟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是极其有限的，国家实际上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实施分封制与宗法制的重大意义在于，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家族式政权对一个更大区域上的土地和人民进行一体化管理成为可能。家族膨胀为一个利益共享的庞大集团，特别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最终确立了血缘关系的金字塔式等级制度。这是政治制度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部落与部落联盟脱胎换骨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国家，从而使文化实现了从家族内部控制的区域向整个国家的有效传播，大陆政治文化制度的框架由此形成。
周公与“无神”宗教文化的构建
殷、周之际是中国社会从神权时代走向王权主导下的“人权”时代的重大转折时期。在殷墟考古遗址中，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与成千上万的卜用甲骨共存，可见在高度发达的殷代物质文明之上，耸立着一个事事占卜、迷信鬼神的精神世界。人，似乎只是为着鬼神而活着，或者以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鬼神打造祭器，或者随时把生命和鲜血变做祭坛上的供品。人祭、人殉的盛行，表明人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殷人相信“君权神授”，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天”—上帝，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但牧野之战，却使偏处一隅的小邦周国竟然推翻了盛行“天命”的商王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成为周初政治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周公总结商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根本原因是商王失德滥罚。
